第六百三十三章 辩论（续）
数日后，六点半，在侧殿等着上朝的宇文温又在看报纸，今日的报纸，刊载了一个很有趣的文章，文章作者以春秋典故“曾参耘瓜”，来讲述儿子不需要一味听从父亲的命令。
曾参是孔子的弟子，某日在地里为瓜松土（耘瓜），却不小心锄断了瓜的根，其父曾皙非常生气，举起一根大棍来打儿子的背。
曾参被打得晕厥，倒地不省人事，好一会才苏醒过来。
然后高兴地从地上爬起来，走近曾皙问道：“刚才孩儿得罪了父亲，父亲为教导我而用力打我，父亲的身体没有什么不舒服吧？”
他回到房间后，边弹琴边唱歌，想让父亲听见，以知道他的身体健康无恙。
孔子听说了这件事很生气，告诉门下弟子：“如果曾参来了，不要让他进来。”
曾参来见老师，却被师兄弟们挡在门外，不得入内，问清楚缘由，自认为没有过错，却依旧入不得门。
不得已，他托人向孔子请教。
孔子让人传话，说：“你（曾参）没听说过吗？昔日瞽叟有一个儿子叫舜，舜侍奉父亲瞽叟，父亲使唤他，他总在父亲身边；父亲要杀他，却找不到他。”
“父亲轻轻地打他，他就站在那里忍受，父亲用大棍打他，他就逃跑。”
“因此舜的父亲没有背上不义之父的罪名，而舜自己也没有失去为人之子的孝心。”
“现在，你（曾参）侍奉父亲，任由父亲暴打，若父亲下手重，往死里打，你却不躲避，如果你真的被打死了，就会陷父亲于不义!“
“相比之下，哪个更为不孝？你不是天子的百姓吗？你父亲杀了天子的百姓，这样的罪过会受到何种惩罚？”
曾参听了中间人传达的这些话，恍然大悟：“我的罪过（任由父亲毒打却不躲）很大啊！”
于是再次拜访老师，承认自己的过错。
文章作者以“曾参耘瓜”（又名曾参受仗）这个典故，对最近热议的新律条款进行评价：父亲有管教儿子的权利，但儿子是天子之民，做父亲的若杀天子之民，是犯罪，要受惩罚。
至圣先师（孔子）都是这么说的哟！
所以，新律法里规定（拟定）的“父杀子有罪，要接受刑罚，不得过度减刑”，这是没错的。
只是要根据现场调查取证，判断动机，分为故杀、过失杀，以此采取不同的量刑。
但无论如何，天子之民不是野狗，即便是双亲、尊长也不得擅杀，管教卑幼可以，但要注意轻重，否则一旦闹出人命，无论动机如何，都得接受刑罚。
双亲是这样，兄弟间亦是如此，作者又以刚公布案情的扬州“嫡兄杀庶弟、父亲担罪”的案子，阐述自己的观点。
蒋义榕打死蒋义渠，还是当着父亲的面这么做，有人认为以此可以判定蒋义榕不是蓄意谋杀，因为没道理当着父亲的面杀害弟弟。
但是文章作者认为，蒋义榕居然当着父亲的面杀害弟弟，如此暴行，是公然挑战父子人伦之情，如不严惩，恐怕有人效仿。
无论嫡庶，都是父亲的儿子，即便父亲不待见某个儿子，也不是其他儿子下重手进行人身伤害的理由。
所以，文章作者认为，蒋义榕罪大恶极，当按故意杀人罪处极刑，蒋万年护子心切，情有可原，当免罪。
不如此，不足以为天子之民蒋义渠讨还公道，不如此，不足以震慑世间不悌之兄弟。
宇文温看完文章，暗道写得不错，作者以“曾参耘瓜”的典故，引出孔子说过的话“杀天子之民，其罪奚若？”，强调天子之民这个概念，为《明德律》相关条款的立法之必要性摇旗呐喊。
“曾参耘瓜”的典故，记录在《孔子家语》上，这本书相传为孔子门人所著，在《汉书·文艺志》收录有书名和目录，计有二十七卷，但其书早佚。
到了汉末三国时，有经学大师王肃收集并撰写的《孔子家语》十卷本，数百年来，多有学者认为此书为伪作，但同样有许多人认为此书是王肃根据残缺正本编著而成。
宇文温所看文章的作者，就是以王肃版《孔子家语》所载“曾参耘瓜”故事，作为文章的论据。
反对者除非把王肃版《孔子家语》的真实性给否了，否则就无法绕过孔子“所说”的“杀天子之民，其罪奚若”这段话。
就算有人用所谓人伦纲常把父杀子的罪行洗白，但也绕不过死者为天子之民的另一个身份。
宇文温的“爪牙们”，如今以各种身份参与大辩论，为了给新律法条款辩护，采取了统一的策略，就是死咬“天子之民”这一点，以不变应万变。
父母、尊长杀卑幼（儿孙辈），无论别人怎么强调礼、人伦、亲情以及动机，一句话驳回去：可是他（她）杀了天子之民，必须受到惩罚！！
嫡兄弟伤害庶兄弟，致残、致死，宗子伤害族人，致残、致死，无论有什么隐情（经济纠纷、语言冲突、家族利益），同样一句话驳回去：
他弄死（弄残）了天子之民，必须受到惩罚！
夫杀妻（尊杀卑），甚至夫杀妾，同样可以套用这句话。
天子之民，每年都要缴纳租庸调，每丁每年缴纳粮食二斛（平均），丝或棉或麻若干，还要服劳役、兵役，现在人没了，国家损失的租庸调，怎么说？
你们不是成日里把“三纲”放在嘴边么？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三纲之中，难道不是君为臣纲排在位么？
就算父杀子可以无罪，但杀天子之民就是有罪，其罪可不是轻飘飘一句人伦就能化解，该坐牢坐牢，该流放流放。
这样的策略，目前来看效果不错，面对各路有识之士的“人伦纲常”武器，宇文温的“爪牙们”只要祭出“天子之民”这个法宝，就能有效化解对方的“进攻”
总而言之，宇文温想要的是：法律要考虑人性，以礼入法可以，但虚无缥缈的礼、道德，必须要以详细律法条文的形式确定下来，不给人以过度解释的操作空间。
治国，以法为主，礼和道德辅之，法律不该是冰冷的，应该有人性。
但是不能让“礼”鹊巢鸠占，变成礼为主，法辅助。
如果律法在司法实践中，遇到了棘手的问题，一般的案件，可以用礼来作为量刑轻重的参考依据，顾及人性。
但是，只要涉及恶性案件，譬如杀人、强奸，这就是公诉案件，即便受害人、苦主家属不起诉，官府的“控方”一样要根据犯罪事实起诉嫌疑人。
只有这样，才能让受害者、受害者家属不需要面对各种居心叵测的道德谴责，也能获得公道；只有这样，朝廷才能让大量丁口摆脱宗族、庄园的束缚。
这种束缚，是道德、宗法上的束缚，如同无形的枷锁，把人都锁在宗族、庄园上，但这些对宗族、庄园形成人身依附的人们，日子却只会越过越差。
因为土地能够承载的人口总是有限的，只有让那些剩余劳动力摆脱束缚，“流”向城市从事工商业，才能缓解人口快速增长造成的巨大压力。
时间差不多，宇文温准备上朝，还未看完的报纸，打算等散朝后再看。
就在他把报纸收拢、即将放在案上时，忽然瞥见某版文章的标题。
然后瞳孔一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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