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6.躁动不安的中科院（1）（三千字大章）
｛阅读前提示：本章是包含了本作情节的大综述章，因此非常建议结合作品相关中列出的十余篇本章参考文献（原文在书友群可以找到，也可自行搜索）进行深入阅读，这有利于对本卷及后续情节的理解。｝
【希羽组从1982年起创造的许多成就与许多行为都是对科研水平停滞不前、院内改革摇摆不定的中科院数学所甚至整个中科院的猛烈打击。
当我从家里人那里获悉，杨乐委员为代表的一批中青年学者在研究所内对着其他老人发火的时候，我很难想象那样的场面——中科院内的学部委员之间竟然也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
——薛若琳，1983.11.18】
实际上，夏希羽并不完全清楚的是：从新中国建国开始到改开前夕，“七十二条”、“高教六十条”、“科研十四条”在内的约六十个科技人才政策，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改变对知识分子的总体敌视态度，再加上在此期间完全不存在的流动政策，更是已经积蓄了不少矛盾。【1】
与此同时，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各发达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从20世纪初的10%提升到50%至70%，而中国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从1952年至1957年的27.78%，下降到1965年至1976年的4.12%。
面对国家最重要的科技发展战略基地的中科院，如何让它服务于经济建设已经成为其上级们的关注重点。【2】
因此，即使这朵乌云不存在，作为中国科研体系领军者的中科院，在组织和行政方面的一些不完善之处也逐步显露出来——
比如，中科院和相关各方都认为1981年将学部定位为学术领导机构是没有异议的。
然而，“以学部委员大会和主席团为最高决策机构”增加了中科院领导层次的复杂性和决策难度，难以快速因应国家改革发展的形势，确有改进的必要。
比如，学部委员主席团（以下简称学部团）的职责十分重要，但由于主要领导调任其他单位因而使其中科院的领导工作变成兼职等原因，它实际上很少活动。
再比如，负责各学部经常性工作的学部常委，职责重大，工作繁重，而不少学部常委年事已高，身体吃不消，履职困难。【3】
又比如，在1981年5月的中科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召开时，还进行了对“院士问题”的讨论。
期间，苏步青提出：“我国应该有院士制，院士应有点权威，有一定工作，可以兼任学部委员，与学部的工作结合起来。”，土力学家陈宗基也说：“应当搞院士制，这是国家的荣誉问题。”
而地震工程学家刘恢先委员则反对两人的意见，接着数学家李国平也表示了批评。
然而，即使是在这次大会的最后一天送到大会的一封重要信件，也没有促使中科院加快决断“院士问题”。
此后，由于学部委员之间对“院士问题”争论不休，院士制度再次被搁浅，学部委员称谓仍继续沿用至今。【4】
基于上述诸多原因，自此次学部委员大会之后，此时的学部团已连续近18个月没能开会。
而科学院的干部任命、规划等，涉及人、财、物的重大事项，却都要通过它决定。
于是，中科院内的相当一部分科学家们已经对现状很不满意：一边是学部也是由科学家们管，不抓不行，抓也不行；另一边，各学部的相关职能部门很难运行。
这直接导致了学术难抓，行政管理也难抓的局面，堪称“两手都想抓，两手都不硬”。
由于学部委员大会的议程涉及到《中国科学院试行章程》是否修改和怎样修改，因此这绝不是可以一笔带过的小问题。【5】
与此同时，随着院士问题开始在科技教育界征求意见，特别是在学部委员中征询意见，更多的人倾向于将所有的学部委员转为院士。但在如何处理学部委员和院士的关系方面，此时仍旧没有定论。【6】
面对上述现实困境与外在压力，中科院并没有完全躺平。
早在办院方针等重大问题还在讨论之时，中科院在1982年就已先行启动了一些改革措施——首先就是于1982年3月2日成立了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委员会。
此时它还不是一个面向全国、仅有小部分的项目申请来自于中科院的基金，直到1984年才率先成立了面向全国的科研基金。【7】
另外，科学基金制在中科院试行之初，就以“专家评审，择优支持”为特征，即明确了“谁来评”和“评什么”的问题。但由于同行评议处于先行先试阶段，关于“如何评”的工作规范较为简单。【8】
然而，希羽组研究所很清楚：一方面，此时国内的大多数期刊都没有同行评议，因此上述科学基金的同行评议实际上还没有建立起相对规范和完备的同行评议系统；【9】另一方面，由于此时的中国整体科技水平相对较低，以及同行评议中人情因素的影响等原因，同行评议远没有做到客观公正。
于是，冯琪诺在内的方尖碑中心与经济决策中心的所有同事们在看到国内对这些项目的各类报道时，都发现许多成果不是“国际先进”就是“国内领先”，各种奖励“遍地开花”。科技评价实际上处于失真失控的状态，负面影响很大。【10】希羽组研究所对上述成果的判定尚且因信息有限而受到了严重阻碍，外行更是无从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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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措施之外，还有一项是：1983年4月成立了旨在促进科研成果推广的科技咨询开发服务部。
这一举措标志着新中国成立30多年来，中科院第一次将所属的国有科技资源向市场开放。【11】
当上述措施开始时，与夏希羽所在的元时空不同的是：为了推动中国科学院的机构改革，早在1983年3月，就已经有一个比预期更高规格的机构改革工作小组进入科学院进行了正式调查，并于7月上旬向乔办、紫光阁等上级部门先后呈报了多份调研报告。
报告声称：科学院原来所提出的“侧重基础、侧重提高”的方针应当加以修订，科学院的科研工作应当贯彻党和国家制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总方针，面向经济建设，着重加强应用研究，积极参加开发研究，同时以一定力量继续搞好基础理论研究。
上述事件除了让调查时间变短了一个月之外，还有一项改变是：曾前往希羽组的、来自乔办的邓瑜出现在了这个调查组中，并在完成这次调查之后立刻入选了前往希羽组研究所的调查组。
因此，本应在1983年8月11-12日到达的、由紫光阁派出的调查组被提前到7月上旬，就已经由乔公、“老林”等人亲自提高了规格、指定了人选并将其迅速派出。
7月8日，驻中科院的调查小组第一次开会，调查组研究了调查的内容，认为需要调研的主要是四个方面的问题：方针任务、领导体制、管理体制和学部委员及学部大会主席团的性质。
这次会议还讨论确定了工作方法、工作步骤和工作日程的大致安排。
同时，曾经担任一机部副部长的调查组组长董钊说明了调查小组的工作目的，并一再说明：调查组不是工作组，目的是共同研究改革，而不是整改。
七月其余的时间里，在如何贯彻科技工作面向经济建设指导方针上，科学院内部认识还不够一致，行动还不够统一。
生物物理所副所长邹承鲁、计算中心主任冯康在内的大部分人对这次调查总还有些心理上的敏感，呼吁要有一个安定的科研环境和氛围，怕“大折腾”“急转弯”，怕削弱对基础研究的投资，对中国科学的长远发展造成不良的后果。
如果按照夏希羽熟悉的元时空历史，那么中科院的新“办院方针”将会在1984年1月出台，其内容应当为：“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方针和任务，应明确规定为：大力加强应用科学研究，积极而有选择地参加开发、发展工作，继续重视基础科学研究。中心是加强应用科学研究，这是关键所在。”【12】
然而，希羽组研究所近一年多的行动改变了所有人的想法，也严重扰乱了本应还算顺利的调查进度。
除了上述事件之外，其他的改变都超出了夏希羽和沈涵曦能预估的范围。
但实际上，直到1983年8月初的一次会议上，希羽组研究所相关的字眼才首次出现在了调查记录之中。
8月5日，当调查小组成员向中科院的一部分受邀与会者到达会议室内，询问中科院内是否可以仿照希羽组研究所的“科研秘书”制度和“方尖碑中心”改组中科院内现有的“学术秘书处”时，得到的答复是清一色的激烈否定。【13】
与会者一致认为：中科院内不存在适宜的、希羽组研究所那样的“科研秘书”人选；外调人员必然存在对目标学部内部情况和学科特性的不了解，导致“外行指导内行”的问题发生。
此事随即被搁置。
而在这个月稍晚些时候的另一次开会期间，调查组询问起薪资体系和成果奖励制度时，他们听到的是受邀与会者不停地倒苦水。
待苦水倒完之后，调查组再次询问最大的问题在哪里时，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回答是“钱，最好是外汇”，另有四分之一的人认为是“科研设备和科研耗材”，之后则有另外四分之一的人请求“合格的大学毕业生在内的新鲜血液”，也有超过六分之一的与会者希望能尽快对中青年科研人员再次进行集中评定。
此时，中科院科研人员工作量仍不饱满，很难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大量智力尚为“闲置智力”——一些研究所能充分发挥作用的科技人员只有三分之一，很多人没有事情做。
因此很多人希望能像陈春先一样跳出来，到市场去，发展高科技产业，甚至希望能做得比陈春先更好。
同时，各研究所晋升空间有限，许多四五十岁的中年科技人员多年晋升无望，仍是讲师或工程师。
这些人的工资水平较低：超过八成的人员工资收入不超过90元，加上补贴和综合奖金，按家庭里的人头平均来算，实际上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大概率低于全国人均不到50元的月收入【14】——相对于此时的希羽组研究所已经确保的、最低不低于120元、最高数千元的薪资标准来说，就更是显得低的离谱。
至于希羽组研究所的“豪华伙食”、“人均30平米以上且有热水澡的现代化豪华住房”、充沛的国内外外文文献与各种外文资料资源、近乎随意使用的微机机时（甚至可以用来打电子游戏）等显性或者隐性的待遇，更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
于是，早在这次讨论会之前，驻中科院的调查组就已经清楚：本就桎梏重重、推进艰难的内部改革，加上希羽组研究所这个正面典型的对照，中科院的情况立刻变得严峻。
但实际上，事态的严重性仍旧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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