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千四百九十六章四个版本
陈文哲不想说话了，如果这里的庙堂碑拓本是真品，那可是十分罕见。
他看向那些拓本，当然，他只是看了几眼，就转移到了那块石碑之上。
鉴定拓本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鉴定原石。
认识古代留下的各种拓本，重要的是对原石的鉴别。
只不过现在很多原碑石被毁，因此，仅存的原拓本或孤本，就会价值连城。
据史料记载，明代黄庭坚曾有记孔庙碑的「贞观刻」，以千两黄金所购得。
这说明了虞世南《孔子庙堂碑》的价值。
然而到以后翻刻的「成武本」、「长安本」，翻刻本的质量不及原拓本。
&0年，大收藏家罗振玉，公开出售由他鉴定的明拓本《长安本庙堂碑》，价值140块大洋
还有张叔末藏《成武本庙堂碑》，值120块大洋。
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真正学习鉴赏碑帖，成为许多收藏者的兴。
从对碑帖的整体认识来说，鉴赏也是由表及里，有各个不同的侧面。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拓本的装潢，各种旧拓本特别是古拓本，有不同时期的式样。
因此，「经折装」、「蝴蝶装」、「线装」等都反映出材料和表装时代特征。
再是对拓本纸张和拓本具体的墨色和效果，这则是对材料和技法的客观分析了。
南宋以后，碑帖的制伪高手，越来越从拓法上和刻石上下功夫。
所以进一步鉴别出书法的风格、用笔等，这就成了鉴赏中的主要依据。
再有鉴别碑帖的辅助依据，即题签、印鉴、题跋等这些文字，都能帮助鉴定真伪。
陈文哲一边看石碑，一边看手中的拓本。
这些拓本的制作，肯定离不开石碑。
那到底是怎么制作的？其实也不难。
用墨把石刻和古器物上的文字及花纹，拓在纸上的技术，很早就有。
这是保存文物资料、提供临写楷模的重要方法。
传拓技术，在我国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
许多已散失毁坏的碑刻，因有拓本传世，才能见到原碑刻的内容及风采。
如汉西岳华山庙碑，在明嘉靖三十四年地震时被毁，传世拓本遂为珍品；
唐柳公权书宋拓神策军碑，因原碑已佚，仅有一册拓本传世，就成为孤本。
传拓可将石刻、古器物铭文和细微的花纹清晰地拓出来，以弥补照相技术的不足。
碑帖传拓方法主要有擦墨拓、扑墨拓两大类，还有蜡墨拓、镶拓、响拓等。
而眼前的就是使用擦墨拓法，拓印下来的碑帖。
这种方法拓印，主要工具是细毛毡卷成的擦子。
擦子要卷紧缝密，手抓合适为宜。
之后将毡卷下端切齐烙平，把湿纸铺在碑石上。
再用棕刷拂平并用力刷，使纸紧覆凹处，再用鬃制打刷有顺序地砸一遍。
如石刻坚固，纸上需垫毛毡，用木锤涂敲，使笔道细微处清晰，切不可用木锤重击。
待纸干后，用笔在拓板上蘸墨，用擦子把墨汁揉匀，并往纸上擦墨。
这时要注意，墨勿浸透纸背，使碑文黑白分明，擦墨三遍即成。
感觉这一本不像是随意复印的假货，陈文哲心中高兴起来。
这一本，只要不是现代人伪造的，那就绝对有价值。
就算是清代，民国时期拓印的，也很有价值。
既然李天强说这里的一摞，都有可能是真品，那就好好看看。
陈文哲翻到下一本，这一本居然不是用上面方法坦因的，而是用扑墨拓法弄出来的。
这种方法传拓用的扑子，用白布或绸缎包棉花和油纸做成。
内衬布两层，一头绑扎成蒜头型。
按所拓碑刻、器物的需要，可捆扎成大、中、小三种扑子。
把扑包喷水潮润，用笔蘸墨汁刷在拓板上，用扑子揉匀。
如用双扑子，可先在扑墨。
第一遍墨必须均匀，扑三四遍墨见黑而有光即可。
传拓摩崖石刻等，因摩崖崖面粗糙，可用白布包谷糠、头发、砂粉、锯末等做成扑子。
之后将双扑子蘸墨揉匀后，再拓凸凹不平的摩崖刻字。
陕***安碑林传拓工作者，用马尾鬃制成罗底，然后内衬毡子、旧毛料做成罗底扑子。
他们只用单个罗底扑子和一块拓板，拓出的碑刻拓片效果也很好。
综合史料，陈文哲能够看的出，眼前他看到的虞世南庙堂碑字帖，都不是虞世南亲自书丹，都是来自武则天时代碑的翻刻。
目前世上可看见版本有四，陕本，即西庙堂本；
霓虹三井本，既元代官至礼部尚书的康里巎巎藏本；
成武本，即东庙堂本；
霓虹德川家族收藏的七条本。
现在市面上销售的拓片，大多出自清朝或民国工匠的刻石。
目前流行最广是三井本。
三井和德川本开头的「孔子」二字在，西庙堂本和东庙堂本的不在。
三井本和德川本，都有从它版本移补过来的字。
不能说三井本和德川本，百分百出自武则天时代。
由于虞楷价值太高，如果战乱等原因导致庙堂碑丢失，难免热心人再刻再立。
所以，也存在来自晚唐或五代十国可能性。
四个版本，有几个字不一样。
至于「二十」与「廿」，有待考证。
至于「犁颡厥角」言辞粗暴，与作者表达之意很不符；
还有如庙堂碑文「楛失东归，白环西入」，虞世南是在说，高丽人和吐蕃人都放下了武器，不侵扰了。
所以一般人都会认为，虞世南不会用「犁颡厥角」这么严重字眼，说刚刚被大唐帝国消灭了的东突厥亡国之君颉利。
陈文哲翻了翻手中的拓本，总共四本，依次是东庙堂定武本、西庙堂陕本、霓虹三井康里本、霓虹七条本。
这可是十分齐全，又是一个系列。
可以说，这里不管是碑，还是帖，都收集齐全了。
而在这里，必须要说一下碑和帖的区别。
碑的称谓，最早始于汉。
据清代《说文》学家王筠的考证，最早的碑有3种用途。
即宫中之碑，竖立于宫前以测日影；
祠庙之碑，立于宗庙中以拴牲畜；
墓冢之碑，天子、诸侯和大夫下葬时用于牵引棺木入墓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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